“史学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史记》价值探究

 本文从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评价了《史记》的价值。史学方面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开创纪传体保存史料和具有进步的倾向性和鲜明的人民性，以及重视商品经济四个方面，文学方面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尊重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严谨而又灵活的结构和精炼、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三个方面。
关键词：
《史记》 史学 文学 价值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意思是说史学界最好的著作。同时它的人物传记，像屈原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一样，具有浓厚的诗情画意，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教育作用。它形象地说明了《史记》具有极大的史学价值。
《史记》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它的史学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开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
在司马迁之前，已经有了一些史书，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这些史书都是编年体或国别体，叙述的着力点在事件，主要关心哪年哪国发生了什么事。当然，事件离不开人物，但人物不是重点，只要依附于事件而已，写人是为写事服务的，所描这些史书里人物是分散而不完整的。《史记》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将人物一生的重要事迹集中到一起，不但能够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能够让人清楚地看到人物一生的命运起伏，从而总结出有关人生的经验教训，描绘出鲜明的人物形象。
纪传体传统的开辟，表明中国吏官由重事转为重人，这充分说明司马迁思想意识中有人本主义倾向，这在漠视人的生命，轻视人的价值的古代，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保存了丰富的史料。
在中青年时代，司马迁曾经有过三次出游，这些出游大大拓宽了他的视野，同时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司马迁出游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了汉朝的每一寸土地。每次出游，他都积极考察社会风土人情，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了解各阶级、各阶层以及各种职业的人的实际生活；访问名胜古迹，耆旧故里，收集历史文物、史料、传闻故事。他把自己通过各种途径得来的东西写进《史记》，避免了这些珍贵历史资料的流失。
《史记》所选材料非常丰富，以致稍后于他的班固没有什么新鲜材料可写了，所以在班固的《汉书》中，汉武太初以前的历史人物传记，多采用《史记》原文，只是略有增补或改易。再次，《史记》进步的思想倾向和鲜明的人民性对后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作为一位正直的史学家，司马迁牢守着真实的写史底线，本着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因此，《史记》能够真实地记录各个时代，这种真实使《史记》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同时，司马迁又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史学家，这又使《史记》具有进步的倾向性。《史记》进步的思想倾向和鲜明的人民性对后代产生了积极影响。
《史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残忍，在《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揭露了汉高祖刘邦为了自己利益诛杀功臣的罪恶行径，还原了本朝开国之君的本来面目；在《吕后本纪》中，司马迁记叙宫廷斗争的残酷。吕后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继位，在毒死了定陶姑娘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后，又残害戚夫人，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瘘药，命曰人彘，吕后手段之残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刘邦父亲被项羽抓住，要杀之为羹，刘邦竟然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暴露出他灭绝人伦，毫无人性的性格。司马迁揭露的范围不仅仅止于过去的皇帝，对当时的皇帝汉武帝他也毫不留情。在肯定其功绩的同时，司马迁也对汉武帝进行了大胆揭露。在《封禅书》中，司马迁描写了汉武帝求仙访道的可笑，在《平淮书》中，司马迁抨击了汉武帝加重赋税徭役的贪心，在《酷吏烈传》中，司马迁记述了汉武帝重用酷吏的残忍。
除对统治阶级的罪恶进行揭露外，司马迁还对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在漫游的过程中，司马迁了解到了人们的疾苦，对人民的苦难非常同情，表现在《史记》中就是对农民起义的同情甚至讴歌。在中国历史上，揭开农民起义序幕的是大泽乡起义。对这次起义，司马迁是这样评价的“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在封建社会里，汤武一直被尊为圣人，是完美人格的代表，司马迁把陈胜、吴广与他们相提并论，可见司马迁对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评价之高。
司马迁不但对过去农民起义大加赞赏，对当时的农民起义他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酷吏列传》中，他以饱含同情的笔墨描写了当时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写出了当时农民起义程度之烈，攻士成邑，取库兵，释死罪。同时他还写了当时官府的反应，上下相为匿。更为可贵的是，他指出了产生这种现象原因，揭示了“官逼民反”的道理。
司马迁是一个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的吏官，在那个时代，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残忍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赞颂劳动人民的反抗，不仅需要见识，更需要胆量。司马迁以自己卓越的才华和无畏的精神为千秋万代树立了榜样。
第四，重视商品经济，给商人立传。
在汉代，朝廷重视农业，视商业为“末”，是要限制的对象。为限制商业，发展农业，贾谊写过《论积贮疏》，晁错写过《论贵粟疏》。但司马迁不轻视商业，他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由于看到商业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专门为商人立了传，名为《货殖列传》。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司马迁这种先进的思想无疑会给我们很多启发。
《史记》不仅是史学巨著，而且是文学名篇。《史记》在我国文学发展史尤其是叙事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史记》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前面已经提到，《史记》是一部纪传体史书，纪传体是以历史人物活动为线索来编排，叙述史事的一种史书体裁。由于以历史人物活动为线索，《史记》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主要有：
（一）选取典型事件表现人物性格
重大事件往往能够集中表现人物性格特点，因此司马迁往往选取典型事件。《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是廉颇和蔺相如的合传，在写作时以蔺相如为主，廉颇为辅。写蔺相如，也没写他一生的事迹，而是写了他一生中的三个典型事件，即“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合欢”。前两个事件是敌我矛盾，蔺相如不畏强敌，据理力争，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和利益，表现出一种威武不能屈的大智大勇，最后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蔺相如忍辱舍垢，委曲求全，表现出以国为重，顾全大局的优秀品质。三个典型事件从不同侧面表现了蔺相如的思想品质，取得了集中、凝练、鲜明的艺术效果。写廉颇，主要从“将相合欢”这个典型事迹中反映他的性格特别，同时在前两个事件中也给读者以暗示。描写项羽也是这样。在《项羽本记》中，司马迁抓住三个典型事件来写项羽，这三个典型事件分别是“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和“垓下之围”。“巨鹿之战乃是项羽以少胜多打败秦军主力的一次战役，也是奠定为他成为西楚霸王统率群雄基础的一次战役。鸿门之宴是一场新形势下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项羽暴露出了自己的性格缺陷，暗示出他以后的人生悲剧，垓下之围则是他走向彻底失败的标志。通过这三个典型事件，司马迁成功地描绘了项羽由成功到失败的悲剧人生。其他像《李将军列传》等也都是选取典型事件表现人物性格的代表。
（二）抓住生活细节表现人物。
细节能够传神地反映人物心理，表现人物性格，因此，史记也很重视细节描写。《史记》中的细节描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物的生活琐事，另一类是重大事件中的细枝末节。《史记》里写人物生活琐事一般是人物未发迹之前的生活琐事，这些琐事已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为以后人物命运发展人物的行为方式做好了铺垫，《李斯列传》开头就演绎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李斯是上蔡人，家庭并不富裕，是“闾巷布衣”，后来的职业也不好，只是一个小吏，内心非常不满，总想着离开。在李斯办公的场所附近有一个厕所，经常有老鼠出没，见人来了转身就跑，十分胆小。有一天，李斯到了粮库，也见到了老鼠，遇人不跑，吃住都在粮仓里，长得又肥又大。李斯想：同样是老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于是他由老鼠联想到人，总结出一句著名的话：“人之贤与不削，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一个人有没有出息，看他的环境如何。李斯又想到自己，于是他把追名逐利树立为自己人生最大的目标。在这个目标的激励下，他投靠吕不韦，后来又得到秦王赢政的赏识，完成了人生三级跳，从舍人到郎、长吏，后又升为这客卿，李斯进入了秦国政坛，辅佐秦王赢政，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开创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然而，又由于他的“老鼠哲学”思想，在晚年他助纣为虐，杀戮无辜，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在《项羽本纪》的开头，也有两处写项羽生活琐事的。项羽少年时“学书”、“学剑”皆不成，受到叔父的批评，他为自己辩解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秦始皇巡游会稽，项羽见到秦始皇，竟然对叔父说“彼可取而代之”。从前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他很小就有远大的抱负，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第二件事不但可以看出他少年大志，而且可以看出他性格直率、粗犷不训，而这种直率也正是他后来攻败垂成成为悲剧英雄的原因之一。另外，像《留侯世家》中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忍受胯下之辱，《酷吏列传》中张汤劾鼠掠治，这些生活琐事都十分有力地表现了人物性格。
《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还有许多，如“人物形象互现法”、“环境烘托法”、“铺陈夸张法”等。
其次，严谨而又灵活的结构。
《史记》是纪传体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五种体例相互区别又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历代变革，十表、八书是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述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太史公自序》）。三十幅“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空中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
通过这五种体例，《史记》把各种历史内容囊括书中，从而反映了反阔的社会生活。
人物传记是《史记》的主要部分，根据表达主题的需要，布局谋篇。人物传记结构的主要特点有：
（一）大部分篇章都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商君列传》一文以任法为线索，司马迁认为这是决定商鞅命运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功源于变法用法，他的人生悲剧也由此而引发。文中详写商鞅以刑名之学游说君王，在掌权后主持变法，后又因变法走投无路，任法贯穿商鞅命运始终。
（二）详略得当，主次分明
对事情发生的起因，司马迁往往详写，而对事件的结果则一笔带过。《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文中的“完璧归赵”，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该片段中，司马迁详写了缪女贤如何荐相如，相如来到后如何应答。而对事件的结果，司马迁只用了两句话，秦不予赵城，赵亦不予秦壁。一笔带过。另外，对已经详细交待的，再提时就一笔带过，如“鸿门宴”，在《项羽本纪》中作了详细描写，因此在《高祖本纪》中只作简单交待。这样做既保证了史实的完整，又不损害主题的表达。
（三）每篇文章后都有“太史公曰”表明看法
《史记》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每篇后面都有“太史公曰”来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太史公”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总结历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如要顺应民意，要重用人才等。二是考察人物功业成败的原因，如客观形势、主观失误等。三是褒贬人物，评判其是非功过。这是一种道德评判，带有司马迁鲜明的感情色彩。这些评论表明司马迁没有停留在表面现象的叙述，而是深入思考，找出是非成败的根本。针对项羽自刎前“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司马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予今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太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著名改革家吴起以乱箭穿身而终，司马迁认为是因为他“刻暴寡恩”，这些都是非常有深度的评论。当时，由于时代的局限，司马迁的评论也有犯唯心主义错误的地方。
第三，精炼、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
《史记》的语言有很大的创造性，备受后代推崇。司马迁之前的一些散文家如邹阳、枚乘、贾谊往往推重铺陈排比，司马迁摒弃了他们的做法，形成了淳朴简洁，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这种风格对后代产生很大影响，很多人把《史记》当做语言的典范来学习。
《史记》的语言非常精炼，非常准确，有时一字之别就产生不同的意味。例如《项羽本纪》中这样描写汜水之战后楚汉双方阵容“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楚汉鸿沟之约后，项王引兵解而东归，张良、陈平劝谏汉王时说：“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尽，此天下亡楚之时也……”此后发生“垓下之围”，这时司马迁写道：“项王军壁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围之数重”。其中“兵罢食绝”和“兵罢食尽”是描写同一处境中的楚军的，“绝”强调已没有来源，“尽”则是描写现状，角度不同，意味不同。“兵少食尽”中一个“少”字表明本来疲惫的士兵也所剩无几，项羽处境更加危险。
在记事的过程中，《史记》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这增强了《史记》的通俗性，使《史记》的语言更富表现力。如《淮南衡山列传》中引用民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来讽刺汉文帝和诸王兄之间的手足相残。在《李将军列传》中引用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说明李广虽不自我炫耀，但他的品行和功绩已传播四方。《史记》也引用古代材料，但引用时司马迁都把它们翻译成当时通行的书面语言了，这保证了《史记》语言的通俗易懂。
不管在历史学界还是在文学界，《史记》都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今天，我们要学习《史记》，研究《史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精神的底子。

参考书目：
1、《试论〈史记〉的人文精神》朱圣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教育》2007年第12期（下）140页—141页
2、司马迁《史记》
3、司马迁《报任安书》
4、司马迁《太史公自序》
5、《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李少雍
重庆出版社，1987年出版
6、《中国古典文学》霍松林 高海夫主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